习近平同志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讲话有多篇，在这些重要讲话中，提出了许多法治建设的重要的方向性、论断性、指导性思想，即习近平法治思想。

[51] 人们可以认为这些理论是处于边缘的，但是，对其是无法忽视的。法院在作出裁判后，难免引发裁判阅读者的不满和"反对"。

1998年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独任法官询问被告是否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声称没有。就下级法院 "观察"上级法院的充分法律论证来说，存在同样的问题。[48] 关于司法理性的比较好的近来较为经典的论述，可以参见Joseph Raz， "The Relevance of Coherence" in Joseph Raz，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49] 突出例子，可以参见唐仲清：《判决书制作应确立判决理由的法律地位》，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第88-89页。重要的问题在于"裁判理由"的开列、数目、相互关系，以及推出"裁判理由"的中途目标策略，也即支持中心观点（裁判最终结论）的枝节观点的策略。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法律界和法学界都熟知的一个案件判决--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对"二奶继承"案件判决。此案中的辩护人就一定始终而且将来也都赞同裁定书的"充分"论证？控方就一定始终而且在将来也都对其加以拒绝？显然，这是不一定的。其二是有争议的案件，比如双方各执一词，彼此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和理由。

六 现在，本文必须面对一个基本困难，而且必须对其展开有效的回应：为什么有的时候，经过我在上面讨论的说理方式、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的论证交锋，人们没有争议了？这个困难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加以提出：尽管存在着说理方式、经验常识的"多样化"或"地方性"，以及法律原理的不同理解，为什么这些障碍有时没有阻挡"一致意见"的形成？这一困难意味着，我在上面分析的说理方式、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从社会法律实践上讲，有时也许并不是可以不断展开争论的，而且，它们在获得成功的时候恰恰增加了法院裁判的权威性。[64] 这里存在另外一个相关问题。同时，检察机关可以指出：原告在借出之后，又在遭遇被告宣称自己是胁迫被告的时候，其为什么没有表现出极为愤怒的样子？这也是违反常理的，这也是"极为罕见"的。其实，无论认定事实还是法律适用，通常都和这里提到的各种论证资源相互关连，是在各种论证资源的使用中展开的。

在这里，我们作为旁观者（假定可以作为旁观者）很难说明，为什么二审法院的意见才是更有理由的，而控方已经提供的意见以及本文在这里所补充的意见（在裁定书中我们没有看到控方提出这样的另外意见），是较为缺乏理由的。控方完全可以认为，自己主张该法官在当时应该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才是司法公正，并据此论争下去。

至少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份裁定书自公布后通过网络已经走入社会，越来越多的社会阅读者加入了阅读行列，或赞同或反对地加以讨论。在这里存在的问题依然是"专业障碍"的问题。第四（R16），被告放弃了所有法律赋予的诉讼救济权利，采取自杀，其责任不能归咎于法官。[17]我们参考一个例子，甲声称自己没去某地，乙声称甲去过，双方各自举证试图说明事实。

既然都是"极为罕见"的，在法院认为"因为民事诉讼中败诉一方出现自杀行为是极为罕见的"时候，为什么控方就不能指出该法官没有负起基本的职业"注意"责任？在这里，虽然根据裁定书的叙述，控方没有进一步地指出这些可辩驳的理由，但是，依据这里分析的这些可辩驳的理由，显然难以认为二审法院提出的"极为罕见"这一经验常识是更为有理由的。比如R18、R19、R24、R27、R38等，它们主要意在阐明事实问题。在我看来，"司法公正"由于是一般性的大词修辞，极为容易引发法理上的语词战争。终审裁定书称： 被告人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在民事诉讼中依照法定程序履行独任法官的职责，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判决，其行为不属不负责任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玩忽职守行为。

否则，民事诉讼中任何举证不能的一方都可能以对方涉嫌犯罪为抗辩理由终结民事诉讼，民事诉讼制度将无存在必要。[7]如果仅仅适用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原则，以及一般形式逻辑推理，以论证自己的法律观点，应当认为，这与"充分与否"是没有关系的。

第一（R28），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判决，是因为与原告相关的另外一人作出伪证所造成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提出另外的疑问：为什么不能指出刑事诉讼法等所规定的相关取证的规定，来断定是不同的？公安机关所做的不正是依据相关的具体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因为没有明确规定或法律原则而运用法律原理进行论证，是比较常见的。

针对检察机关一方的法律论证，辩护人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论证： 首先（R9），民事诉讼法要求法官公平对待当事人的举证，不能仅仅因为一方的口头抗辩，即认为另外一方有刑事犯罪嫌疑。[55] 所有这些现象的原因，也许正是在于，在开始阶段，广义的社会听众通常更为直接关注裁判结果，对裁判论说通常并不在意，然而，当案件本身就已进入争议视线，尤其是当这些听众开始进入争议的时候，对裁判结果的关注就容易（起码较为容易）慢慢转入对裁判论说的关注，于是，在这里也是在这时，与其说社会听众更为关注裁判结果，不如说社会听众更为关注裁判论说，一定要对裁判论说提出若干个"何以如此"的质问，从而当法院提出裁判论说并且面对多样化、地方性的质疑而乏力自圆其说的时候，社会听众也就容易出现对法院裁判的怀疑甚至不予理解。二审法院认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未经法院审判任何人不得被认定有罪"，并且指出，根据这些基本原则，"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前提必须是相当充分的论证佐证。然而，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这种"充分"，实际上是试图运用隐蔽方式主张法官可以灵活审理案件，甚至创制法律规定性质的"标准"。这是一个或许不太令人"满意"的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很有道理"或者"充分"所带来的"没有争议"，不是牢固结实的，而是软性易变的，其和运用明确法律规定（包括法律原理）和一般形式逻辑所带来的"没有争议"，不可同日而语。我甚至可以认为，二审法院陈述分析R19纯粹属于多此一举。

[8]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说，"充分"一词隐含了"量增"的指涉。法律原理虽然是法律化的，同时又是理论化的，但是其所阐述的、说明的以及推演的，在相当程度上又在依赖说理方法和经验常识。

[4] 第二，本文涉及的"充分"，应该是指除运用细节的明确法律规定（包括法律原则）以及运用一般形式逻辑推理加以论证这两种方式之外的、对其他辅助论证资源的大量使用直至不断使用。概括来说，他者可以认为，两个意思之间没有相互关联的逻辑依赖关系。

例子参见张静、李守一：《法理论证与判决理由》，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90页。" 与Q1和Q2甚至Q3类似，对R31我们可以提出疑问（Q4）：为什么要提到"无论法院还是法官都不希望看到……"？R31的论证目标显然不是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问题"，也即"是否故意"，毕竟，控方辩方争论的问题之一是"是否存在过失"。理由简单扼要，具有抽象性，从而针对各个"地方性"的经验感觉、理解思路、论证期待，具有较好的涵盖应对能力。第二，自杀者自杀前没有显露任何迹象，这种自杀已超出了法官的"正常预见"。

第二（R2），在庭审中该法官有不着制服等不规范的行为。[32] 这里涉及另外一个问题，有些情况下正是因为没有可适用的相关法律，但是又要解决讼争焦点，所以"充分"的论证意识借此出现。

司法是不应当这样展开的。其实，在这里就广义社会范围而言，我们面对的不是"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外部观察和外部监督具有理性优先性"的问题。

"开放结构"和"引发疑问"的存在，也是因为并不存在绝对的权威可以宣称自己的充分法律论证是唯一正确的。典型例子之一可以注意北京法院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北京法院15类简易民事裁判文书减肥》。

毕竟，司法中的不公正及腐败时常是具有"专业性"的。（R19）关于该法官是否请示主管法院领导问题，检察机关提出了主管法院领导的证言和该领导接待当事人的"接待笔录"。而之所以容易"招惹疑问"，或者说是可以将其展开并且将其推入不同的理解思路，正是缘于人们的经验常识是多样化的，也是具有"地方性"的，就像前面提到的经验化的"说理方式"一样。第三（R15），如果仅仅因为一方口头抗辩终止民事诉讼，对另外一方是不公平的，同时将使民事诉讼制度陷于混乱，这才是不履行法官的职责。

不论从控方来说，还是从辨方来说，还是从二审法院甚至一审法院来说，认为自己的说理方式是正确的甚至是"无懈可击"的，这是再容易理解不过的事实现象。如果被告完全可能在法院面前宣称被胁迫，或者向国家机构告发报案，而国家在被告宣称或告发报案后的确会转入其他方式追查原告，原告也会大大减少使用威胁方式的激励。

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司法运用的理性应当是符合司法目的的自恰理性，也即司法理性。人们时常认为，中国古代许多经典文本是以模糊思维和飘逸说理为特征的，西方许多经典文本是分析思维和精细说理为特征的，这两种思维说理是有不同甚至冲突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两类文本的说理在各自的语境中获得接受直至获得推崇。

然而，天津市法院运用《民法通则》相关规定来去裁判这类案件，认为"知假买假打假"是种"意思表达不真实"的民事行为，故而属于"无效民事行为"，从而判决"知假买假打假者"败诉。其次，控方可以另外指出，原告完全可能以胁迫的方式让对方写下借据，然后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索债务，但是，这是需要一些前提的，比如被告不打可能在法院面前宣称被胁迫，被告不大可能向国家机关告发报案，被告不大可能具有强大的私下威胁手段。